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环境法制发展
 

    近代环境法时期是我国环境法制发展基于停滞的时期。在1840年至1949年的百年岁月里,中华民族尝遍疾苦、受尽凌辱;我国的历史也在这百年千折百回、步履维艰。积贫积弱、动乱不安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开始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直接导致了环境法制发展处于基本停滞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然发展演变的进程被列强打断,没能走上大规模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由于没有出现像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那样的全面工业化局面,因此没有发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这个时期我国环境法所面对和解决的依然是古代社会以来就有的、以自然资源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问题。基于这一现实,我国环境法虽然也产生了一些以工业社会为背景基础的世界近代环境法的萌芽,但事实上仍处于和古代环境法并无多大区别的阶段,其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但是,即便是在如此动荡而落后的时期,当时的我国政府仍然制定了一些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题的环境法律法规。例如,在民国初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了振兴中华,于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建国方略》中,曾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方案,并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提出将农历清明节定为植树节。民国政府也先后颁布了一些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法律,如《森林法》(1929)、《土地法》(1930)、《渔业法》(1932)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政权也十分重视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在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也制定了许多环境资源法规,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植树运动决议案》(1932)、《保护林木条例》(1934)、《晋察冀边区保护公私林木办法》(1939)、《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194011)、《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1941)、《晋察冀兴修农田水利条例》(1943)、《东北解放区森林保护暂行条例》(1949)等。上述各类自然资源立法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保障资源的持续利用,由于吸取了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理念和做法,具备了一定的时代性。通过这些立法活动,当时的中国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开放利用方面的环境法律理念和制度较之古代环境法更为完善和先进,朝着专门化和体系化的发展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透视这段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环境法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厚的基础,但是,环境法毕竟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践的产物。由于我国自19世纪以来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和科学不发达的落后状态,缺乏诸如发达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等近、现代环境法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得我国近代环境法未能获得充分发展,未能与世界环境法从古代阶段演进到近代阶段的历史发展保持完全同步,进而为演进、发展成为现代环境法奠定历史基础。如果与我国这一时期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并按照世界环境法发展阶段的历史划分标准,我国该时期的环境法或可称为半古代半近代环境法。

发布日期:201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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